那封信是午后送来的。
邮递员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绿色制服，骑着自行车沿村道颠着过来，铃铛一响，狗叫一片。母亲从田里回来，脖子上挂着毛巾，手里还捏着一个泥巴糊的锄头，接过那张带着灰的信封时，愣了两秒。
“你表姐写来的。”她把信拍在灶台上，也没拆，转身继续洗碗。
我站在一边，忍了半天才小声问：“我能看看吗？”
母亲扫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又不是写给你的，你自己问她去。”
我不敢再追问，只等她洗完碗、晾好衣服，哄妹妹去睡了，才偷偷摸进堂屋，伸手去摸那封信。
信封是黄色的牛皮纸，上头歪歪扭扭写着“临沂市北城中学宿舍 赵婷婷收”，寄信人则写着我们家的地址——但收件人空着（为了省二分钱），母亲说过，城市的人都知道这信是写给她的，不用写名字。
我轻轻地撕开封口，纸张有些旧，带着一点香皂味，是那种城市宿舍里洗衣粉泡过的味道。信纸上是整齐工整的铅笔字，一看就是姐姐写的，她从小字就写得好，被镇上的初中保送到市里念高中。
我一字一句地读：
＞ “姑，我在这里一切都好。学校食堂每天都有肉吃，就是饭菜贵些，一个月要交两百块。班上同学都穿得很好，我的旧衣服有点寒碜，过年的时候你要是能让我妈给我寄一件毛衣就好了。还有，我现在学的是文科，老师说只要努力，考个师范是有希望的。我想以后也能当个老师，像城里那种穿白衬衫、讲普通话的女老师，多好啊……”
读到“白衬衫”和“普通话”那一句，我忍不住抬头看看自己挂在门后的旧外套。袖口己经磨毛，领子也是洗得泛白，衣服不是自己的，是邻村舅舅儿子给的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有些扎眼。
我继续往下读：
＞ “表弟怎么样啦？他是不是又淘气了？我记得他以前总是爱爬树，把裤子都刮破。我好久没见他了，他是不是个大人了？”
我的手顿了一下。
原来，在城里的姐姐，还记得我爬树的样子。
我坐在堂屋地上的凉席上，一遍一遍地读那封信。姐姐的字句里没提“逃课”、“贫穷”、“难堪”，却字字句句都绕不过一个词：外面。
“外面”是什么意思？
是有饭有肉的食堂，有干净床单的宿舍，有“白衬衫”的女老师，有人讲普通话、写作文、可以被叫“同学”的地方。那是个完全不同于我们院子、村头、地里、锄头、油烟和烟味的世界。
我忽然有点恍惚。
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，一把抽走信纸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看完了就行，人家在城里不容易。”
我看着她，她没看我，只把信折好，又塞进了她平日锁着的小柜子。
我问：“妈，婷婷姐真能当老师吗？”
她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她能不能，我不知道。你呀，先把你那数学练习册写完，别老想着些虚的。”
我嗯了一声，却怎么也收不回心思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。窗外有风吹过，卷起屋檐边的塑料布哗哗响。妹妹早就睡熟，嘴角沾着干饭粒。我盯着屋梁上的那道裂缝出神，心里却想象着一座城市，有高楼、老师、书桌，和一件洁白到没有污渍的衬衫。
那晚我第一次认真地想：是不是有一天，我也能出去？
不是偷着去，不是逃课，而是堂堂正正走出去，像姐姐那样，去念书，去城市，去别处——去一个不会让人说“穷孩子不要多想”的地方。
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也不知道它能在我心里待多久，但它一旦冒头，就像扎根了一样，再也拔不掉。
那封信，母亲后来看似不在意，但我知道她读了不止一遍。有一回半夜我起夜，看到她一个人坐在灯下，用指尖轻轻地在信纸上描字。
她没发现我，我也没出声。
只是那一刻，我觉得：她也曾想过“外面”，只是，她己经没有机会再走了。
而我，也许还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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