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疼痛与父爱的记忆
一九八六年的秋天，我降生于这个世界。生命的最初篇章，竟是被一场剧痛深深地烙下了印记——那是我出生仅三个月时突发的疝气，一场毫无预兆的苦难，从此成为我人生记忆的起点。
很久之后，我才知道人类的第一段记忆往往并不清晰。但我的确如此鲜明，如此无法忘怀。不是因为它是美好的，而是因为它是撕裂的，是彻骨的，是冰冷与炽热交织的一夜。
那时的我，尚在襁褓中。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我哭喊不止，小小的身体蜷缩成一团，哀嚎声几乎要撕裂夜色。而就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，命运将我的父亲推上了生命的前线。
雪，下得出奇的大，出奇的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封存在一片混沌的白中。北方的冬夜本就寒冷刺骨，那天尤甚。父亲的脸，在昏黄灯光下，焦急得几乎变形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把将我从炕头抱起，紧紧裹进厚厚的棉被，又小心地放入家中那辆最常用的交通工具——一辆木制地排车里（注：北方农村常见的人力板车）。车身冰冷，铺着一层薄布，而外面的雪却在迅速地往里钻，像冷箭般刺骨。
“咯吱——咯吱——”车轮压在新落的积雪上，发出沉闷又执拗的声音。父亲弓着背，在风雪中一步步艰难地拉着车，沿着通往县医院的乡间小路前行。脚下是厚雪，路旁是黑压压的田野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的喘息声和我微弱的哭声。
我无法记清那夜究竟走了多久，只记得雪很大，风很冷，父亲的身影在风中时而踉跄，时而坚定。他的肩上，落满了雪花；他的手上，布满了冻裂的口子；他的嘴里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，像是自语，又像是在安慰我，更像是在祈祷。
终于，县医院的灯光穿破风雪出现在前方。那一刻，仿佛希望就在前面。
医院里是另一种冰冷：白得刺眼的灯光、呛鼻的消毒水气味、硬邦邦的水磨石地面……这些陌生而冰冷的元素，成了我人生中对“医院”的最初印象。长长的走廊空荡寂静，只有父亲抱着我飞奔而过的脚步声在回响。他怀里的我，被他捧得高高的，像捧着一件珍贵的瓷器，怕一不小心就碎了。
值班的医生是一位中年人，脸色严肃，语气冷静。他检查时的动作干脆、熟练，眼神中透着一种见惯生死的沉稳与经验。听诊器冰凉的触感让我下意识地发抖，但他的镇定无形中却带来一丝安心。父亲则站在一旁，手不停地搓着，嘴唇干裂，眼神始终不曾离开我的小脸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在地里劳作的庄稼汉，不再是那个在村口与邻居说笑的中年人，而是一个被担忧、恐惧与责任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父亲。
医生开了药，开了单，还让我们去挂水。事情似乎在慢慢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不知道那晚我最终是怎么入睡的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一首守在我的身边，一夜未眠。他的手时不时伸进被窝里摸摸我的额头，看看我是否还在发烧，是否还在痛哭。
那一夜，剧痛是背景，是冰冷的底色。然而在这底色之上，却清晰地浮现出一种更加强烈、更加炽热的暖意——那是父亲胸膛的体温，是他拉车时沉重的喘息，是他踏雪而行时落在地上的一串串脚印，是他在医生面前小心翼翼的语调，是他在寒夜中用尽全力护我周全的那双粗糙却坚定的大手。
多年后，每每想起人生中最早的记忆，那夜的雪，那车的“咯吱”声，父亲的呼吸声，医院冰冷的墙壁，仍然会一幕幕浮现在脑海。
那一夜，是我与这个世界真正的“见面礼”。它教会我疼痛，也教会我爱；它让我感知冰冷，也让我体会温暖。
父亲的背影，地排车的咯吱声，风雪夜的行路，那一切交织成我生命长卷中最深的一笔——不再只是关于“痛”的记忆，更是关于“父爱”最本真的诠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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