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地的夜，总是比白天更长。
白天有活干，沙袋、铁锹、搅拌机、吆喝声，都能让人麻木地忘记自己是谁。但夜里，等到所有人都睡了，头顶的风扇嘎吱嘎吱响，屋外虫鸣此起彼伏，反倒像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审判。
我常常在这样的夜里醒来。
起初，是因为腰酸背痛——十几岁的骨头，扛了一整天的沙子，再厚的被褥都不管用。后来，却是因为梦。梦里我站在初中的教室外，玻璃窗反着光，里面同学正在考试，而我却被挡在门外；梦里我听见母亲喊我吃饭，但饭桌前却只摆着一碗凉水。
有一次，我梦见自己走进了家门，父亲坐在堂屋抽烟，母亲低头缝衣服，妹妹在角落用树枝画格子。我一开口，他们却全都听不见，像梦里的我从来没有回过家。
我吓醒时，发现脸上全是汗。
身边的工友在打呼，有人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有人脚踹着被子梦呓。我轻手轻脚地下床，走到工地围墙后的空地上，那是我常去的地方。
我蹲在一块木板上，点了一根烟。
天上没有星星，只有厂区远处的路灯映着灰色的雾。我望着那道光，好像盯着一条无尽的路，想着自己到底会走到哪里去。
突然喉头一紧，鼻子酸得发热。我把头埋在膝盖里，竟然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不是嚎啕，是那种忍了很久、压了太久的哭。眼泪自己流下来，像是一场无法控制的洪水。我使劲咬着牙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，可那种哽咽，就像骨头断了之后长歪的地方，在深夜里一抽一抽地疼。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为谁哭。
是为那个被初中老师当众责骂的自己？ 是为那个在板厂摔倒还被笑话的小孩？ 还是为那个在家门口听母亲哭却什么都不能做的男孩？
也许都有，也许都不是。
有时候，人太小的时候承受太多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沉默，可身体里那些没出口的委屈，终究会在某个无人问津的夜晚，自己找出路。
那天早上，我的眼睛有点肿，李哥看了一眼没说什么，只是递了根烟给我。
“昨晚风大，睡不好？”他问。
我点头：“嗯。”
“习惯就好。”他说着，拍拍我肩膀。
那天的活很重，一趟趟抬沙，抬完还得搅拌、灌模。中午吃饭时，有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工友吐了，说头晕。我递水给他，他抬头说：“你怎么熬下来的？”
我没回答。
我怎么熬下来的？
我靠一根一根的烟、一个又一个的梦、还有夜里那个悄悄哭泣的自己。
我开始明白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按部就班的青春。我没有课本，也没有试卷；没有球场，也没有校服。我只有一双被泥浆泡得发硬的鞋、一双被沙子磨出血口的手，还有一个不愿放弃的信念——我要活得像个样子。
不管别人怎么说我，不管老师同学记不记得我，不管家人还能不能再为我遮风挡雨，我总得把自己撑起来。
后来很多年我都记得那个夜晚。
我第一次在外面哭得那么厉害，却也是第一次，真正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：我是一个少年，一个工地上的孩子，一个正在学着长大的人。
那夜之后，我不再害怕安静，也不再排斥梦。
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，在工地、在宿舍、在每一个没人看得见的地方，一点点修补自己。
也许有一天，我还能重新站在光下，说出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又打算去哪。
可那天之前，我只需要不倒。
只需要继续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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